张莲芬的一系列决策和动作，使煤矿建设和生产蒸蒸日上。随着煤炭产量的不断扩大，煤炭运输又成了公司发展的一大难题。
其实，早在中兴刚刚创办之时，张莲芬就已经意识到了煤炭的运输问题。公元1899年，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禀帖中就明确提出：“必须在枣庄修造铁路直达台儿庄，令所出之煤，悉由运河码头运销。”但因资金难集，这个计划在得到了“奉旨准允”后被搁浅。此后，张莲芬又上书禀请拨公款或准借德款，修建枣台铁路，但商部和山东巡抚没有同意。
为了筹集筑路资金，公元1906年5月，张莲芬在写给股东的信中恳切地说：“自矿至台儿庄，运煤铁路一日无款购造，即一日不能扩充大办，……尚希诸股东或任添新股，或转代招股，以期众擎易举，克奏全功。”诸股东终被说服，共集现银四十余万两。
张莲芬一方面与德商联络投资事宜，一方面聘请技术人员进行勘探测量，同时购买土地和物料。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，两年后才批准开工，公元1912年，枣台铁路全线竣工。
修筑这条长达百余里的铁路，在清朝末年，算得上是一项壮举。这条铁路从拟建到完工，张莲芬一直上下奔走呼号，但由于各级官僚的推诿扯皮，这条铁路前后竟历时达十二年之久。
枣台铁路开工后，张莲芬又奏请清政府同意修筑了与津浦线接轨的枣临铁路。
枣台、枣临两条铁路的开通，位于山东南部的枣庄便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重镇。枣庄的煤炭北可抵济南，南可达浦口，占据了整个长江下游市场。
不仅如此，张莲芬还修建了台儿庄、苏州、无锡、上海、连云港船运码头，购置轮船十六艘。枣庄煤炭不仅销往大江南北，还远销日本、东南亚、欧美诸国。
张莲芬认为，民族矿业是民族的脊梁，所以，他视煤矿公司为自己的生命，凡阻碍公司发展的事情，他都不作丝毫的让步。
中兴煤矿公司运行以来，峄县地方乡绅崔广澍等人，无视中兴煤矿公司“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”的矿权规定，先后在十里矿界内的小屯村和卓山等地方打井开矿。对此，张莲芬先后联合地方一些开明的官员对其进行了强行制止。崔广澍等人对此自然不满，便上告以张莲芬为首的中兴煤矿公司最初所定的十里矿界“或为四面，或为面积，故意不定”等等。同时，还伙同一些地主拒不出售中兴煤矿公司开矿所需之地。
张莲芬针对崔广澍等人制造事端、阻碍公司发展的行为，上书清政府下令保留中兴煤矿公司原矿界不动，将崔广澍“交地方官随时查看”，不许其干预“公司路矿诸事，否则要从严查办”。至此，这一风波才算平息。
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始终是旧中国阻挠工商业发展的顽症。因此，在中兴煤矿公司成立之初，张莲芬就上书清政府要求批准该公司出煤一吨“始征收税银一钱”，其余税银均免。但从公元1901年开始，清政府又先后向中兴煤矿公司增添了多种税金，除交纳最初的每吨一钱五分税外，其运煤船在运河上的淮安关还要纳每吨一钱二分的钞税，而南京、苏州、上海等地厘米捐局征收每吨煤一钱的落地捐，东台樊议厘捐还要煤商每吨交纳三钱的“正项”的“小费”。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严重地阻碍着中兴煤矿公司的正常运转，张莲芬对此万分焦急。他上书清政府说：“江南数省购洋煤已有数十年，岂不知中国亦有此产，中兴煤矿公司的煤正积极运往江南渐施抵制，可是各厘局却多方阻挠，致使中兴煤矿公司更无法与洋煤竞争。若改变这种局面，就必须靠朝廷恤商之意。”清政府遂答应张莲芬的要求，不准各地厘捐局再增收中兴煤矿公司的税捐。
铁路水路交通的便利，苛捐杂税的取缔，中兴公司经过张莲芬的苦心经营，开始进入繁荣时期，并使公司成为近代我国的三大煤矿之一。
公元1915年2月，由于德籍工程师高夫曼的判断失误，中兴煤矿南大井突然发生透水和瓦斯爆炸，499名工人遇难，伤200余人，矿井被水淹没，损失十二万元，矿师高夫曼引咎辞职，朱培元代理总矿师。张莲芬受到强烈打击，忧民伤悲，加上长期的极其紧张繁重的工作，积劳成疾，于这年12月1日忧愤辞世，终年六十四岁。
从公元1881年初涉中兴，到公元1915年辞世于任上，张莲芬服务中兴三十五年，主政十七年。在创建中兴公司的艰难历程中，张莲芬百折不挠，殚精竭虑。他招股东、建大井、划矿界、排外患、修铁路、买船舶、建港口，排万难，把一个倒闭四年之久中兴矿局逐步建成生机盎然的中兴煤矿公司，堪称“唯一能与外人竞争之矿”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，张莲芬创办的中兴煤矿公司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熠熠发光。
张莲芬辞世后，其子张学良（字仲平）继承父业出任公司董事。由于此后不久，东北军“少帅”张学良也入股中兴，为避其名，张莲芬之子张学良改名为张仲平。
为表彰和纪念张莲芬创建中兴煤矿公司的杰出功勋，经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会决议：除对其遗属赠一万元之外，并铸金像一尊，立于中兴煤矿公司办公楼前。其像赞曰：
在昔有宋，立国设监；
郁此壮图，有开必先；
使君戾止，历险排艰；
宝藏大启，神瘁力殚；
思公往绩，宁为身谋；
食公之德，其泽孔修；
铸金范形，峄山之陬；
矿人式此，万古长流。